踏进青藤书屋黑色的台门，便见秀竹数竿，芭蕉几本，两边老树虬枝，触手皆是湿润的绿意。灰白的围墙，挡住了人世的喧嚣，偶尔的几声蝉鸣，更使书屋添了几许声色和幽寂。东面墙上“自在岩”三字，旁边几块山石，几丛花木，不着斧痕，颇具自在趣味。左边一个月洞门，额书“天汉分源”，想来是它隔开了居所与“方十尺，通泉，深不可测，水旱不涸”的天池。

书屋展厅悬挂着徐渭水墨淋漓的《墨葡萄图》，那些狂草般的藤蔓仿佛在诉说着四百年前的悲鸣。“半生落魄已成翁，独立书斋啸晚风”，画作右下角的题诗，正是徐渭用生命刻下的注脚。这位让郑板桥甘愿成“门下走狗”的天才，在明代文坛犹如彗星划破长夜，以癫狂之态撕开礼教帷幕，用淋漓墨色书写着中国艺术史上最壮烈的生命史诗。

一

徐渭（1521-1593年），山阴人，字文长，号天池山人，青藤道士，田水月等，少有才名，诗书文画俱绝。他才识过人，为人狷介不驯，气骨高傲，晚年犹甚，以至一生穷困潦倒，郁郁而终。

徐渭自小聪颖，四岁知揖让，六岁时过目成诵，八岁能属文，十余岁时仿杨雄《解嘲》作《释毁》，引得山阴宿儒们惊叹“此子必成大器”。然而命运的绞索早已悄然收紧：百日丧父、生母被逐、嫡母苛待，少年徐渭在《自为墓志铭》中自述“骨肉煎逼，茕立孑影”。

二十岁中秀才后，八次乡试不第的魔咒如影随形。1548年入赘潘家，却在五年后丧妻失子，自刻“几间东倒西歪屋，一个南腔北调人”以自嘲。转机出现在1557年，抗倭名将胡宗宪招其入幕，徐渭以其文采武略获得最大信任。代写的《进白鹿表》震动朝野，“凯歌龛山”的军旅岁月，曾经风光无限。但严嵩倒台引发的政治地震，将胡宗宪拖入诏狱，也彻底碾碎了徐渭的仕途幻梦。

1566年的除夕之夜，45岁的徐渭在极度癫狂中完成了“死亡三部曲”：斧劈头颅“血流被面，头骨皆折”，铁钉贯耳“深入寸许”，椎击肾囊“九死九生”。这些惊心动魄的自残记录，实则是精神分裂的外在体现，这在1570年他杀妻惨剧中达到顶峰。七年牢狱生涯成为艺术涅槃的熔炉。在阴湿的囚室里，他用狱卒送来的糙纸创作《墨花图卷》，葡萄藤蔓如铁线游走，花瓣似血泪飞溅。出狱时随身携带的《四声猿》剧本，其中《狂鼓史渔阳三弄》借祢衡击鼓骂曹，实则是向整个时代发出的控诉。

徐渭《墨葡萄图》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
二

徐渭晚年孤傲，蔑视官场，不欲与世俗同流。60岁时曾为张元忭幕宾，张系状元出身，当时为翰林院编修，是救徐渭出狱的恩人之一。张元忭常导之以礼法，徐渭听不进去，言礼法岂为吾辈设，不久即奋袂离去。后来再不提起他，即便在诗文中偶一提及也以某代之。直到张元忭死时，徐渭才“白衣往吊，抚棺恸哭，不告姓名而去”。

徐渭有魏晋名士之风，能学阮籍作青白眼。当达官显贵携重金求画时，他立下“凡求画者须付白银五两，否则以恶墨泼之”的规矩，将文人画的清高推向极致。山阴县令刘景孟来访，前呼后拥，衙役开道，徐渭拒而不见，并作《山阴景孟刘候乘舆过访，闭门不见，乃题诗素纨致谢》曰：“传呼拥道使君来，寂寂柴门久不开。不是疏狂甘慢容，恐因车马乱苍苔。”后刘便服独访，因刘景孟为官清廉，文长便友好接待，两人终成布衣之友。另有一次，某官绅自行推门欲入，文长以手拒扉，自称“徐渭不在”。弄得来人尴尬无所从，对他狠之入骨。

徐渭晚年自称“畸人”，写《畸谱》，处处透着与世俗的格格不入。“畸人”一词源自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，意思是“畸于人而侔于天”，为“方外不耦（偶）于俗者”。意即不同于流俗，脱离礼教而齐于天道之人。正如他在《自为墓志铭》中所说“疏狂纵不为儒缚”。如果徐渭仅仅是个庸才，那庸碌一生，也就罢了，可他偏偏又是天纵奇才，自小受到歧视的屈辱，以及自尊受到极大打击的伤害，使他逐渐养成了狂傲不踞、放浪形骸的古怪性格。他的背时乖俗，不拘礼法以及古怪的性情塑造了一个完整的东方畸人形象。而这简简单单一个“畸”字又包含了多少愤懑，多少不平，多少嘲弄和多少眼泪呢！

徐渭自言“书一诗二文三画四”，诗文书画无不精通。然后世所最推崇者，无疑是徐渭旷古绝今的绘画造诣。晚年的徐渭蜗居青藤书屋，将毕生激愤倾注于纸墨。他开创的“胶墨法”，以陈胶调墨，运笔时疾如风雨，停顿时墨色自然晕散，恰似《墨葡萄图》中晶莹欲滴的果实。吴昌硕题徐渭的书画册曾说：“青藤画中圣，书法逾鲁公”。

三

“人生无根蒂，飘如陌上尘”。1593年的寒冬，73岁的徐渭在贫病交加中溘然长逝，陪葬仅有一方砚台与半截秃笔。但死亡恰是传奇的开始，生前本应得到的荣誉在其死后得到了加倍的偿还。20年后袁宏道偶然在陶望龄的书房里读到他的诗稿，竟“读复叫，叫复读，童仆睡者皆惊起”，还写了《徐文长传》，令其名动天下。扬州八怪郑燮刻“青藤门下牛马走”印以自勉，齐白石恨不能“早生三百年，为君磨墨理纸”。

如今，斯人虽逝！但青藤书屋焕然一新，青藤依旧，书屋依旧，清风吹过那一丛修竹，似乎在告诉世人：真正的艺术不朽，从来与功名无关。

青藤书屋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